粗鄙的民间产物怎样能够得到清朝末叶儒雅风流的统治阶级的器重呢？纽约
听信美术批评家的热烈的推荐，接受了原始
的图画与农村自制的陶器。中国舍昆曲而就京戏，却是违反了一般评剧家的言论。文明听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合了我们内在的需要。中国的原始没有被根除，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找到中国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更 衣 记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
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不降”，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
。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不赞成太触目的。历史上记载的耸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反对，何况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
红。寡
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以惊风骇
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盃，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胧绷耍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
，便被目为
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
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
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
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
”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的事物上费了
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
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
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
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
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
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身上像刀鞘。中国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
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的代名词。男向有保护异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经质的论争无
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
迫们伸长了脖子。这吓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重脚轻，无均衡的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甚至于纯粹的恋也有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