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原因。于是中国
只好撤离大海，把无边海洋空
地留给了欧洲。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在纽约出版的《利玛窦
记》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
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有装备
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求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欧洲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所享有的东西。”
但这个世界没有多少领中国这一份
。
这样的教训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免陷
危机，包括绝无义就成了很多的最新信念。尽管中国说“事”、“况”、“形”、“酌处理”等等，仍有“”字打底，仍有“”字贯串，但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已不再有太多现实意义。很多中国开始学会无：革命革得无，便出现了六十年代的红色恐怖；赚钱赚得无，便出现八十年代以后太多的贪官、
商、刁民以及悍匪。某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宣传品上这样说：“行骗要先易后难，首先要骗熟、朋友、亲戚……”这与“文革”中很多首先从熟、朋友、亲戚中开始揭发举报一样，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传销组织的万众狂热和呼声雷动，也让觉得时光倒退，恍若又一场“文革”正被金钞引
。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位，正在政治
力或经济力之下承受重击。们不得不问：中国还是一个富有味的民族吗？当然，同一事物也可引出相反的问题：“吃熟”和“宰熟”之风如此盛行，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中国还有太多资源可供利用？
所谓改革，既不是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现实，正如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奢望一步跳上月球。因此，整合本土与外来的各种文化资源，找到一种既避之短又能用之长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就成了接下来的重大课题。
往远里说，这一课题还关联到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正如
因斯坦所说：“光有知识与科技并不能使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类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些伟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
的见解更为重要。”这句话表现出言者对现代化的及时反省和热切期盼。
事已经很明白，一个不光拥有技术和财富的现代化，一个更“善”的现代化，即更亲切、更和合、更富有味的现代世界，是因斯坦心目中更重要的目标。如果这种现代世界是可能的话，那么它最不应该与中国擦肩而过。
2001年9月
*最初发表于2001年《读书》杂志，后收随笔集《而上的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