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
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
为自家骨
的
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怪力
”，不大习惯格化、传化、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
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们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权”具有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
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有什么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民怀，在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
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就是全中国的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
——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民”未死，只要“民”、“穷”、“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投“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stdy（最后的
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很多后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死、同甘共苦、先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骨的亲历记忆。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
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对理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民”是否也会走下坛？或者说，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之死（mnd）”一语所不曾揭
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
、虚伪、贫穷、混等内震惊世，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民”、“民”、“民民主”一类词蒙上
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民服务”变成“为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温雅的理论家们却也有权质疑“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本质、圣、政治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棚户的码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
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
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与工之间几乎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
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况下，你说的“民”、“穷”、“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
票等等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或通过媒体鼓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虚幻的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民”正在被“民”、“基民”、“彩民”、“纳税”、“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过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金钱化的竞争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民已经开始解体。特别是对于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外更火
。地摊上的色和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癖打天下。在所谓民付出的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本）拉近距离。身逢此时，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
，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来说是这样。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使无家可归的心灵暂得栖居。商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永远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际和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
心模范，不时在
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见的可心之物。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婆巫汉，也会热推出“心灵
汤（包括心灵野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