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骑兵军》
很少有作品具备
别尔《骑兵军》这样多的商业卖点：作者的惨死，犹太
的悲
，哥萨克的
漫，红色的恐怖，艺术上的独特风格，甚至还有西方教派之间不宜明言的恩怨仇……但别尔与商业无关，与任何畅销书作家没有共同之处。一般畅销书作家是用手写作，高级畅销书作家是用脑写作，但别尔是用心写作，用心中
涌出来的鲜血随意涂抹，直到自己全身冰凉，倒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刑场。在倒在刑场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纸上已经流尽。
别尔站在一个历史的压力集聚中心，一个文明失调的
痛点，在白炽闪电的两极之间把自己一撕两半：他是犹太诗，是富有、文弱、城邦、欧罗的一方；也是红军骑兵，是贫困、
力、旷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远有视野重叠：既同犹太的苦难，也欣赏哥萨克的勇敢；既痛惜旧秩序虚弱中的优雅，也倾心新世界残酷中的豪放。他几乎散焦与目盲，因为各种公共理
对于他无效，眼前只剩下血淋淋的一个个生命存在。换句话说，他集诸多悖论于一身——这是他作为个的痛苦，却是他作为写作者的幸运。
第一流作家都会在黑暗中触摸到生活的悖论。老托尔斯泰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徘徊，维克多·雨果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疑，但别尔的悖论是最极端化的，是无时不用刀刃和枪刺来
问的，一瞬间就决定生死。这使他根本顾不上文学，顾不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境
融，虚实相济乃至学接今古那一套文工夫，甚至顾不上文体基本规定——他只能脱
而出，管它是文学还是新闻，是散文还是小说。
大道无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无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天数，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很多。就像中国诗多多说过的：这样的作品出一部就会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会多一部。
他在法文与英文中成长，浸
于欧洲现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欧洲两大边缘族群：其一是犹太，给欧洲注
过正教与商业，却在集中营和落旅途成为欧洲的弃儿；其二是斯拉夫，为欧洲提供过大量
隶和物产，却一直被西欧视为东方异类——其“斯拉夫”（隶）的贱称，无时不在警示这种冷泠距离。这两大族群缺乏权力体制的掩护，承受着欧洲文明转型的特殊代价——别尔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因此，《骑兵军》不是一个关于苏维埃的简单故事。书中的种种惨烈，源于文明之间的挤压，也许更多源于自然的物竞天择和历史的删繁就简。它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将来也可能出现在另外一片大陆。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难念的经。种族和宗教是欧洲的敏感问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稍觉隔膜。当今中国读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区，比如西欧与北美，而且只是看它们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如果我们也看看欧洲的“郊区”甚至“远郊”，比如斯拉夫地区、南欧、北非、中东，我们的西方观才可能更完整。掩卷而思：别尔在谴责谁呢？我们又能谴责谁呢？欧洲文明在灾难中前进，一如其他文明一样，我们没法改变这一点。我们能谴责那些报复压迫的压迫，还是激发凌辱的凌辱？该谴责那些无力阻止戮杀的诗歌，还是实现了秩序和胜利的力？
也许，我们只能叹息类的宿命。
关于《病隙碎笔》
史铁生躺在
椅上，大多时候都在抗争着沉重的呼吸与高烧的体温，每隔两天还得去医院做透析，即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我曾经与他谈到行为艺术，他笑了笑，说一个活着，一次次洗滤自己的血，这还不算行为艺术？
欧洲伟大的当代科学家霍金在椅上思索着宇宙，写下了《时间简史》；中国的作家史铁生则在椅上思索着和生，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还有最近这本由何立伟配画的《病隙碎笔》。我是在《天涯》杂志上陆续看到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来。一边看一边想：这本身都是迹，或者说也是常例——身体的虚弱正好迫压出心智的强大。
铁生知道危险随时悬在
上，因此他必须抓住病魔指缝里遗漏出来的每一刻，把自己还未完成的思考进行下去。什么是的欲望？什么是的灵魂？什么是真实以及什么是
愿？……他已经没有工夫也毫无兴趣像很多作家那样，在文学陈规中绕圈子，耍招式，而是用最明快的方式直指心，直指我们内心处那些尖端和终极的价值悬问。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一个连宗教也大多在投资来世福乐的世俗化国度，铁生有价值的饥渴却没有特别的学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满着活泼知识而没有偏执迷信，他的言说仍然平易近而从不故作虚玄，但他的理足迹总是通向生信仰，融一片感动和圣的金色光辉。在这个意义上，《病隙碎笔》几乎是一个好科普知识的耶稣，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风琴乐声中阅读的童话，是一种在尘世中重建天国的艰巨努力。在当下中国能这样做的，数一数，除铁生之外恐怕也就不多了。
《病隙碎笔》是一部学，一部心学。什么是心？什么是
或灵魂？设若一个生活在孤岛上或者月球上，他会有或灵魂吗？他连语言和思维都会迅速退化，还怎么会有感动、、道德、志向等等物？据此可知，是一种高智能生命的群体现象，是维护类安全和幸福的群体意识沉积，因此杀一可能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这种行为伤害了类的一部分，也就是伤害了类；吃一碗饭却很少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稻麦五谷尚处类范围之外，其存亡就不被灵魂所牵挂——这显现了灵魂的管理边界。灵魂与
体当然有关系，用铁生的话来说，灵魂是“的信奉”和“辽阔的牵系”，类如一种“无限消息的传扬”，它与身的关系，是一种“消息”与“载体”的关系。这就是说，灵魂这种公共物品可以呈现于个体大脑却从来不隶属于个体大脑。个的体连同大脑可以消失，公共的灵魂却亘古常在。当铁生突然感到书架上几千本书其实是“全有关联”的一本大书的时候，他已经抵达了灵魂追问的理最前沿位置，已经近现象的谜底，并且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整体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在这种哲学看来，整体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因此锯子的本质是锯齿的组合而不是任何单个的锯齿，蜜蜂的本质是蜜蜂的群体而不是任何单个的蜜蜂。正像铁生愿意把几千本书看作一部多卷本大书那样，这种哲学更愿意把看作是活了几万年并且布满全球的一个雾状生物，灾荒和战祸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溃烂，和平与繁荣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营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的灿烂群星则构成了这个雾状生命的闪烁心思。总而然之，这种哲学需要一种特的想象，一种把“”从“个”中解放和超脱出来的想象。
“个之于类，正如细胞之于个，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见《病隙碎笔》之五）铁生已经进了这种想象。这也是整体类在当代的伟大发现。因为铁生并不仅仅是铁生，而是铁生所参与和承传的心流，是无数陌生共同构成的长征，将其命名为史铁生，或者命名为屈原、莎士比亚、贝多芬、因斯坦等等，只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临时指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细胞”的每一个都终会消亡，但并不影响公共灵魂继续燃照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悲哀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