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
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工商、税务后，师父列了个清单，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性贷款（七十万）、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八万多）、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第一年奖金两万，后三年每年五万）、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租金每年五万，合同期一次性十五年），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
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露给身旁的秃顶矮子。
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先谈资金，再论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事儿其实不算事儿，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奖金、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就算有定论，投资毕竟是投资，又不是赠与，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
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从市场角度看，租金略低，租期过长，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
听他这么说，我想不激动都难，但紧跟着，师父话锋一转，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赶上风头了，陈建业一落马，基金会正在被调查，难免想要找个突破口，何况有人想要做掉陈建军，所以到底会弄个什么结果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说。
退一步讲，案件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会怎么说，我们决定不了——「这其实是最大的风险」说这句话时，他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连下巴都跟着一摆一摆的。
我觉得他用力瞅了我一眼，虽然不敢肯定，脸还是瞬间涨得通红。
显然师父知道了母亲跟陈建军的关系，但并没有说出来，这反而让我愈加不自在。
得知刑拘罪名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了取保候审，结果连几天都没消息。
师父说这事可能有点难，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
他托关系找熟人，得到反馈说母亲这个案子打一开始就是双十一专案组亲自在抓，多半目标明确，不会是误打误撞。
他提到某位赵姓副组长，说这个赵什么新可难缠得很，典型的吞骨头都不吐渣的货色，以前在平阳某郊县公安分局当过一把手，后来去了省高检反贪局，2000年还是2001年被调去了最高检。
「好像在你们平海也干过两年公安，后来考了大学才走，之前还在哪儿当过兵。
总之啊，这人不好弄」说这些话时，他坐在我对面长沙发的最右侧也就是以往母亲常坐的位置，父亲去了小礼庄，奶奶回了房间。
大量尼古丁拥堵在空气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这么痛快地抽烟，虽然生理上并没能体会到那种痛快。
对我这个师父，父亲非常满意——至少我搞不定的那些，矮子都搞定了——在他邀请下，前者到家里吃过两顿便饭，两次都是小舅主厨。
小舅的手艺严格上说还不错，从师父美滋滋地喝着茶可见一斑。
但我真不关心这位赵姓副组长是谁，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明白说这些废话对案件有什么帮助。
终于不耐烦地，我打断他，问那到底该咋办。
他愣了愣，笑笑，让我不要急。
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结果等了老半天，他只是叹了口气。
矮子毕竟有自己的事，总不能老跟你这儿耗着，断断续续地在平海待了三四天，二十六号上午他就回了平阳。
取保候审决定书却一直没下来，我无事可做，只能天天卧沙发上看电视。
有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张凤棠领着剧团几个人来了一趟家里，给奶奶提了点东西。
还没跟她婶长吁短叹地寒喧几句，她就捞捞我胳膊，问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我姨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从平阳请了位大律师。
老天在上，看着这一屋子半生不熟的人，我实在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就随口说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来，「那敢情好啊」张凤棠说。
虽然紧跟着，她立马笑了笑，但某一刻打嗓子眼里溢出的那种尖酸，扑鼻的香水都难以遮掩，熏得我直发抖。
众人一阵尴尬，谁都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来。
奶奶想留他们吃饭，大家都婉拒了，说实在的，父亲不在家，就我们一老一少，自己吃口饭都困难，还想着留人吃饭？张凤棠说晚上谁谁谁请客，有光不沾说不过去。
她嗓音高高的，像是又回到了戏台上。
在门口，他们跟奶奶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坐着没动，更无意细听。
本以为人都走光了，不想关上门没多久。
张凤棠又拐了回来，她把我喊出去，让我别多想。
「想也没用，给你奶奶就拣好听的说，啊？」她努努嘴，半晌长吁了一口气。
取保候审申请书没能收到任何反馈，哪怕是负面的。
元月二十九号，拘留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一天，师父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被批捕了。
逮捕罪名里拿去了骗取贷款罪，至于另两个罪名如何保留了下来，大概老天爷也会费解。
师父说现在没其他办法，只能一面继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一面向公安厅和省高检申诉、控告，要实在不行，也只能等检察院审查起诉了。
「这是最坏的情况，」他说，「但是咱们并非完全没有把握」我能说点什么呢。
第二天老贺就往平海跑了一趟，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母亲的事她当然一早就知道，还打电话来怪我认了师父就不要老师了。
只是具体她了解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这次到平海，按她的说法，是找找熟人、探探虚实，其他的她不愿说，我自然也不好问。
临走，贺芳叮嘱我照顾好奶奶，不要急，潜台词无非是急也没用。
半个月来一直情绪稳定的奶奶这时冷不丁地抹起眼来，浑浊的泪水渗进皱纹里，在灯光下闪着红光，让人没由来地想到夕阳西下的克拉玛依油田。
谁也没料到，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情况下，元月四号，也就是腊月二十六那天，检察机关毫无征兆地同意了取保候审。
这实在太过意外，连师父都一个劲地在电话那头「啊呀」个不停，跟犯了牙疼似的。
到二看接人是和父亲一块去的，在大门外足足等了仨钟头。
母亲还是那身黑色长羽绒，头发披散着，拎了个帆布背包，整个人无疑瘦了一圈儿。
见了我们，她眼圈通红，嘴唇扬了扬，到底是没能笑出来。
我主动让出副驾驶位，坐到了后面，这么做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等车开动才忽觉一阵害臊。
母亲却没几句话，问了问姥爷和奶奶后，就愈加沉默了。
她始终倚着靠背直视前方，我只能从后视镜里捕捉到一大片黑色涤纶。
原本计划是先到老南街吃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