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浩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
衔既然被褫，家产也已没收，儿子进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消，今后即再
露他所培植的私
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道或者窥窃器上大加发挥了。
等到这一案完全结束之后，申时行才有机会平心静气地研究事
的真相。在所有反对他的中，真正关心张居正的儿子如何进
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风水好坏的恐怕很少，甚至借这个题目可以拥戴首辅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应当注意的仍是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感激动的题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气愤，因此反对者不一定要费很大的气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间对故太师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如侍郎兼讲官高启愚、礼部尚书徐学谟和申时行自己。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就得罪了一批；得罪了一批，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作对。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
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辅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
没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