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一直在兴利除弊，一直在清洗整肃，为的就是这个目的。而且，这将是个长期并持之以恒的政策。
几百年的封建王朝，腐朽是必然的。要么革命，推倒重来，也就是改朝换代；要么改革，拔
反正，重新振作，也可称之为“中兴”。
朱由校是皇帝，自然毫不犹豫地排除第一项。这样就简单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不用想得太多，犹豫迟疑了，
就是了。
方正化退下，皇帝又思索了片刻，伸手取过奏疏，翻阅起来。
要让皇帝看得舒服，言语即便稍有不当，也不会追究问罪；若是晦涩难懂，长篇大论，皇帝看得
大，纵是真理，也不会得到赞赏。
现在的臣子们都知道了皇帝的脾气禀
，哪怕是最倔的臣僚，也明智地在文中加了标点，或是用空格断句。
特别是皇帝特赐上书权的商会，写得就更加浅显明白，让皇帝不必费心劳。
比如这封江南商会唐默的上书，就让朱由校又看到了工商展的促进剂，那就是长江航运。
说到长江航运，先要讲讲在明朝出现的商帮。
同样是工商业特别达的封建王朝，往往用宋朝和明朝作比较。在
们的固有印象中，宋朝是最重商业的，明朝则要大大逊色。
但以宋代经济之达，却并没有出现商帮。在明代，商帮反而不断涌现。晋商、徽商、浙商等商帮，兴起的时间都在明朝。
究其原因，先是宋朝没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因为军队不强，周边国家的威胁就大，弱宋难以形成战略压制，边境的战始终不断。
症结很简单，便是幽云十六州始终不能为宋朝所控制，这是大宋在安全上的最大的缺陷。
其次的原因，也和持续不断的战争有关。弱宋为了求得国家无战少战，多有给其他周边国家岁币纳贡的习惯。
这些岁币从何而来，自然是国内的百姓，包括商在内。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宋朝的商税比明朝高了很多，说是盘剥也不为过。
再加上宋朝出了名的冗费、冗官、冗兵，政府财政支出十分巨大，又不抑土地兼并，就只能多方搜刮，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反观明朝，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对于商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重农抑商，农民负担重，商减税负，明朝的这个做法，倒真是令目瞪
呆。
而继承了宋朝留下的科技成果，明朝在此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无疑加了社会生产效率，民间手工业更是得到了高展。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为例，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张；
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
仅南京一地的陶瓷厂，每年就能生产制造百万件瓷器。
综合以上原因，也正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才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不叫商会，叫商帮，或叫商会帮，通常按籍贯进行划分。
比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长江水帮等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其中长江水帮，因为长江这一横贯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因为“黄金水道”而兴，实力也是甚强。
从时间上看，长江水帮真正崛起还是在正德年间。因为汉被定为漕粮
兑岸，后又诏准衡、永、荆、岳及长沙等地的漕粮全在汉兑，汉由此而成为湖广漕粮储存、转运的中心。
拥有水运之便的汉，借此契机，商业及转贸易
益繁盛。
到万历年间，汉镇（商业中心）已经与景德镇（瓷器）、佛山镇（手工业）、朱仙镇（版画）并称全国四大名镇。
而在广阳杂记中，又有“天下四聚”一说。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标准则是以商业中心来划分，汉也占其一。
当时的汉货物山积，居民密集，商贾辐辏，成为全国水6通枢纽和中国内河最大港，还是当时明朝大米和食盐的集散地。
为此，商贸上又有“货到汉活”一说，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来形容其壮景，更享有“楚中第一繁盛处”的美誉。
长江水帮便是依托汉这个九省通衢、商贾云集的城市，运输贩卖云、贵、川、湘、豫、赣、晋、桂等省货物，抱团成伙，展壮大，又被称为长江商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