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来副使总理侍郎卢象升，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至后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 44年）四月，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缢死煤山，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改年号为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朝廷。屡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自请为督师，出镇淮、扬。
弘光元年（公元16 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为满清大将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杀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骂，于扬州新城南门城楼上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其部将、义子史德威于五月一日出觅史可法遗骸，因暑天炎热，尸体堆积致使蒸变难识，德威不敢妄认，因而未获其遗体。后于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
提起南明群臣排名第一的当属史可法，不光因为他死守扬州最后为明朝所尽忠，就算从地位上说，史可法也算是崇祯皇帝所选定的南京留守的第一人。
但是如果抛开史可法死守扬州，以至为明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尽忠的华丽外衣，史可法留给我的印象却只能是四个字：平庸、无能。
明思宗庄烈皇帝平生看人走眼无数，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史可法问题上，庄烈皇帝却并没有走眼。史可法这个人如要他不惜血溅朝堂，保护崇祯年幼太子继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社稷之臣；但是要他临机决断，扫平宇内，做一个中兴之臣就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了。
所以庄烈皇帝在明朝风雨飘摇，大明如日薄西山之时挑选南京留守诸臣时把史可法排名第一是有道理的，如果太子真的能顺利南下，史可法就是太子顺利继位的最有力的保证。可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句话并没有因为皇帝而给面子，最终，庄烈皇帝和他的儿子们被李自成一锅烩了。而史可法也陡然被赋予了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其结果不过是再次印证了无人能负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这一不知道是东方还是西方或者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谚语。
在庄烈皇帝以及其直属继承人无法南渡的情况下，作为南京留守群臣第一要务就是马上重新选定新的明王朝的君主，而史可法作为第一重臣在这里就变得举足轻重了。而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史可法与后来被认定位南明第一奸臣的马士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存在了严重的私心。可以说是马士英与史可法共同种下了南明短命的第一颗种子。
根据顾城大家的《南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有资格继承大位的明王朝宗室的名录：“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对于南明王朝来说重要的不是立谁而是要快速的确定君王，以稳定因庄烈皇帝之死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地方上因为局势动荡而蠢蠢欲动的拥有军队的总兵们。事实上当时许多大臣以及有识之士都认为立福王不管是血统上、距离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也看出了立君宜早不宜迟：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
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与此同时，东林党等所谓“清流、大儒”（关于东林党我会在绣像系列中写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福王祖母是宗宠爱的郑贵妃，而宗时期清流倒霉时候几乎都有郑贵妃的影子，由此害怕福王继位会大搞“翻案风”造成东林党政治上的失势，也为了所谓的“定策之功”由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领衔，捎带着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以“立宪”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一时间南京城被党争搞的乌烟瘴气。读史至此，不由感慨万千，明朝局势危若悬卵，这帮人还有心思在南京搞党争！与当时在北京虽然也搞内斗但是却还分得清轻重缓急得满清相比，明朝不亡，满清不兴才真是没有天理啊。
当时主张立福王的是以马士英为首的地方实权派，多为手握军权的武将以及地方巡抚；而主张立潞王的以东林党为首，“江南北诸绅群起拥戴”；可以说在最初阶段两边是旗鼓相当的。
而作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应该做的是果断立君，就算不满意福王，也应该果断支持东林党。总之就是要尽快将立君大事确定下来。
可是，史可法在这个关口居然搞起了平衡，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居然提出了立桂王为君的荒唐折中方案。和稀泥也要看时间地点以及分什么事呀！
这个方案不说马士英等不满意，就算是东林党也不会满意啊。你史可法作为东林精领袖之一左光斗的门生，怎么胳膊肘像外拐？难保东林党不会这么想。更有甚者“你是不是想独占定策大功，独霸朝堂啊？”
做这样猜想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
史可法说给姜曰广的话，也充分表明史可法其内心对福王知根知底，知道福王不足滤，却依然在那里和稀泥！
最后，史可法抛出了他所谓的公正的折中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
这个明显偏向东林党的方案，拥立福王的军阀们当然不能满意，而这么长时间的立君之争，又让军阀们看到朝廷庄严外衣下虚弱的本质，立马用实力开路，用军队讲道理，事以至此，史可法也是无力回天了。
事实上公正来说，马士英其实在最后也接受了史可法这个方案，但是马士英明显比史可法看得透彻，“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
可是当马士英到达南京之后，这些“清流”们以马士英不过地方官僚不能参加这种高级会议为借口将其打发回了凤阳。而当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军阀们全力支持福王时当时知道该怎么选择了。而福王正好也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大臣支持，马士英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而马士英则把史可法写的福王七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