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的虚荣心，启发了张浚的思路；王庶给张浚提供了证据，尽管这证据连傻子都骗不过；康随充当了张浚的刽子手，最终让曲端死无全尸。
无可否认，吴玠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在陷害的思路上，我却认为吴玠与张浚、王庶是不同的。
吴玠虽也享有文武双全之名，文化水平在武将之中也应算上乘，但不致于无聊到去翻老上司的故纸堆，捡出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充当谋反之证；这与他的军人秉性不相符。
在吴玠看来，曲端的“窝里斗”行径是西军诸路有目共睹的，此前甚至朝廷都怀疑过曲端要谋反；如今只需将曲端之前的行为公之于众，再稍稍上纲上线，将这些行为与谋反通敌相联系，算得上是有根有据，既可杀死曲端又可睹悠悠众口。
当然，吴玠这样的思路已经是非常阴损了，曲端内耗不假、“窝里斗”也不假，但降敌谋反却绝对是假；金军入侵关陕日久，真要谋反投敌，曲端早已不为宋将了。曲端对同僚、部下再怎么不地道，却没有失去民族气节，这一点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不过，吴玠再阴损，也阴损不过那些个饱读诗书的文官。张浚可能觉得翻曲端旧账会卷自己的面子。张浚入蜀前，曾以全家性命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谋，但说实话富平之战后无论在朝堂还是在军中，他的面子都没剩下多少了。
但基于物以稀为贵的精，张浚是面子越少越要爱护，所以他宁愿接受另一个无聊文人王庶的不算证据的证据，也不愿给曲端一场公平的审判；其结果就是张浚视如性命的面子荡然无存，原本不安的川陕军民之心更加动荡。
史家评价说，曲端有可杀之最，而张浚非杀其之人；在我看来，张浚并非不可以处死曲端，但他的文人恶习让他有意识地充当了一次“秦桧”，他的急功近利让他选错了杀曲端的时间和方式。
在陷害冤杀曲端这件事上，吴玠也罢、张浚也罢、王庶也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需为他们任何一个人开脱。但本人认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浚。吴玠写在手上的四个字，开启的是张浚的邪恶之门，击碎的是张浚的善意，不过话说回来，张浚复用曲端的善意，这么容易被击碎，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王庶奉上的两句诗，铺设的是一条张浚造就冤狱之路。
但杀不杀曲端、如何杀曲端，最终要由张浚拍板决定；吴玠和王庶只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已；相反，张浚若铁了心复用曲端，吴玠和王庶再喊再推也没用，这两人谁也无权控制和干涉身为川陕最高长官的张浚的行止。
（4）心态变化
读曲端的传记，总会让本人觉得他缺少一个能够引导他、帮他克服自身缺陷而充分发挥他优势的人。当然，这样一个人本身就要才华横溢，既有文人的博学多识又有武将的谋略果断，才能桀骜不驯如曲端者心服口服。
初到川陕的张浚，多少具备了驯服曲端的条件。张浚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意，是对曲端的救命之恩；筑坛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是对曲端的知遇之恩。
迅速协调、整顿西军诸路人马，使得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对外，是张浚的行政之才；汰庸者而选贤将，用赵开而拓财源，使得西军在无粮饷之忧，是张浚的识人之才。恩同再造、才足折服，可以说，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战前是对张浚满怀感激和崇敬的。
表现就是，富平之战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曲端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固然是出于他军人的本能、责任感和他一贯的用兵之道，但又何尝不是对恩公的善意提醒，尽管他的语气并不友善，不忍见恩公在决定宋、金命运的决战中遗憾终生。
否则，曲端若真怀着夺取排挤之心，大可以像之前一样，听凭张浚实施他那漏洞百出的作战方案；败了，轮不到他这个具体实行者承担责任，倒足可叫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张浚在四川无法立足。
可就从这次会议开始，环绕张浚的光环迅速退色、崩坏。战场上的惨败、逃路上的狼狈，难道还会让曲端对张浚存着当初的敬畏之心？断断不会。大宋西军的衰落、四川的人心惶惶，足以向曲端证明张浚并不比之前那些文官高明多少，敬畏之心既退、轻蔑之心即起。
就算曲端终能东山再起，他还会与张浚密切合作如初？面对金军入川在即的危局，曲端会首先像吴玠那样心甘情愿地死守和尚原，还是会奔赴张浚府衙追究责任、以便进一步攫取川蜀的最高军政大权？今人不好论断古时从未发生的事，因为那永远是假设，也就永远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因为曲端冤狱与岳飞冤狱的相似性，都是以“莫须有”的谋反之罪，有人便将两人的才能也放在一起比较，并认为曲端之才不在岳飞之下。
这种说法我却不能同意，文采姑且不说，谁的文采高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武功上，岳飞、吴玠等人都是在有生之年立下了实实在在的显赫功勋的，而曲端的抗金功绩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乏善可陈，而假设曲端活着会立下多少功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永远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拿来和岳飞、吴玠等人的功绩相比实在不着边际。
但我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大将风度、容人之量上，曲端远远不如岳飞，这一点有他生前的一贯行事作风为证，即使曲端长寿到可以与岳飞并肩作战时，他的成就也决不会达到岳飞的水准。
（5）吴玠之死
宋史明文记载，吴玠死于女色和丹药。本人相信这是有根据的，历史上的吴玠确实有着两方面的爱好；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吴玠死因的全部。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吴家将》中就曾提出过吴玠的死因除了上述两条，还应该包括因政治失意、战事停息、北伐无期而导致的心情极度抑郁。这一点我赞同，南宋时主战派至多只能在庙堂占一时之上风，但永远不会得到一心苟安的皇帝赵构的真心支持。
除了上述3个因素，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当然，我无法就此进行严密的考证，更不会引经据典，只是说出我的一种推测而已。那就是，吴玠的贪好女色和丹药，也有做给朝廷看的成分，是他对朝廷猜忌的一种应对之策。
刚刚在将军百战之下得以苟延残喘的南宋王朝，转脸敌视这些百战名将更甚于外敌，无他，赵氏家风悠长而已。
而吴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功处于醒目耀眼的地位，南宋朝廷防范他不会比防范后来功绩更加灿烂的岳飞少；加之四川偏远，宋廷更是时刻担心吴玠拥兵自重、甚至拥兵自立，威胁宋廷西南边疆。
而吴玠为了使宋廷放心、为了维护自身和家族的安全，未必不会适当扩大、甚至宣扬自己的这两项本不便对外人道的嗜好；韩世忠想得到广致田宅以自污名节，吴玠未必想不到。只是这两项嗜好都伤身劳，也促成了吴玠的英年早逝。
总之，在我看来，女色和丹药是吴玠死亡的原因，但只是浅显的表层原因；宋廷的猜忌和偏安政治理念的甚嚣尘上，才是导致吴玠死亡的深刻里层原因。
吴玠这员名将却很有些异于同时代其他将领的“另类”之处。吴玠对朝廷的态度是恭谨和强硬兼而有之，相应地，朝廷对他的态度是打压与拉拢双管齐下。
终其一生，吴玠保持着与中央朝廷的适当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他的军队远驻川蜀，却能让朝廷感到这支军队是可以掌控的。吴玠军的粮饷供给一直由朝廷控制和把关，军无粮自溃，这是朝廷对吴玠军能够相对放心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