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那个坟头的位置就在车间和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
九十年代末，医院和车间都拆了，荒地上的树也砍了，坟头的位置盖起来红砖的干打垒房子，分给了厂里的职工，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厂里的人还争得面红耳赤。
进入新世纪，那些红色干打垒房子又拆了，又修了灰色的水泥墙宿舍，宿舍的周围栽了树，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
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早已在这里人的印象当中抹去，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不久也牺牲了，也许活到了今天，也许还住在这个院子里，在每天傍晚，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头的位置，心里想的是孙子上初中选校的事情。
孙德富可以断言，在诺大的厂区，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人早已经把那个英年牺牲的「先进」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毕竟，老政委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人的好人，毕竟，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入赤党，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
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大脑一片空白，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
那是孙德富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他不愿再去追思，后者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片段，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又如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
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他们的车在一块路北边停了下来，车上农场的接待人员指着路南一个叉路口前一座土木框架道：「农场到了，这座简易木架就是我们农场的大门，从这座木门进去，向南再行一公里就是我们农场的总场所在地。
」没等他将头伸出窗外看一眼路，客车便再次上路，直朝总场的土马路急驶而去。
行驶了十多分钟客车开进了总场办公室前的大院内。
一路颠簸，这座名为「农场」的国营合作农场，就是座落在这片波浪似的，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之上。
当他和其他人从停驶在大院内的客车走出来后，场部的接待人员把新来的青年们迎入了场部会议室大厅内。
稍作休息后，那位从市里始终陪伴众人而至的接待人员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早已拟订好的分配名单，开始宣读起来，他和其他四名年纪相仿的下乡青年被分配到了山脚下的「九仙生产队」。
从此，他和生产队里其他的青壮年男女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天在烈日下都要干上10多小时的活，一个星期下来男的胳膊和肩头，都像蛇蜕皮一样蜕了一层皮，女的虽然长衣长裤，但脸上都晒烤的火辣辣的，连早晨起床洗脸也不敢用毛巾去擦，虽然手中的血泡干瘪后成了老茧，但一个个都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睡在床上也不能翻身。
起初的一个多月里，每天晚上孙德富筋疲力尽躺在床上翻不动身体的时候，望着窗外黑黑的夜空或是照进室内明亮的空洞月光，心中不免充满了感慨，他的父亲因为「革命」进牛棚，他的母亲因为「革命」穿臭鞋，曾经的革命者如今成了被革命者，现在连他自己都得遵照母亲的安排下乡做工，这是个什幺世道，他未来的路又在何方？当你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要幺因为钻牛角尖疯掉，要幺承认自己没办法回答问题，对于那个时候的他而言，其实还有第三种办法，那就是劳动，半年间他生了两场大病，总算是闯过了劳动这一关，每天的日子都是复始繁重的枯燥作业与劳动，他没有精力再去胡思乱想，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本身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当然了，这时候的农场也沉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中，农场知青们组成的赤卫兵很快便粉墨登场，他们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抄家，批斗，整人，游行，无恶不作，身为「黑五类」的孙德富自然是被这「神圣」的「殊荣」拒之门外的，不过他倒是很庆幸自己不需要加入这支「革命的队伍」。
亲眼看着与他一同被分配到「九仙山生产队」出身良好的四名工友一个个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执红白两头水火大棒，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的样子，他想到了高中时读过的罗马史，那些守在伟大的恺撒身前，手执大棒的法西斯们耀武扬威的丑恶嘴脸，还有他们身后那位罗马最伟大领袖的悲惨死法，倒也释然了不少。
可笑的是，他这个没有资格佩戴红袖章横扫「四旧」冲锋陷阵的「黑五类」，却还有荡涤污垢的义务。
赤党九大召开前，他竟然也被赤卫兵提溜着「革命」了一阵子。
当赤卫兵们去总场参加全场的扫四旧运动时，全农场的「黑五类被分配用白石灰水来粉刷房屋的墙壁，好让那些赤卫兵归来之时用红漆在墙壁上写上一条条鲜红的猫主席语录和革命标语，如」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运动万岁「等口号。
而他这个劳动积极，工分第一，乐于助人，大义灭亲的「可教子女典型」，「黑五类」中的良好分子，则被生产队副队长安排用梯子爬到农场附近一个寺庙的屋梁上去铲除梁柱上充满「封建糟粕」的木刻版画与彩绘，也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老政委。
因为那里过去是一座尼姑庵，是佛教徒们烧香拜佛的场所，屋梁上雕刻的都是佛经上的典故，平心而论，他是不愿毁掉它们的，但他不「革命」，就会有人革他的命，所以他别无选择，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挥斧头就砍，拿起砍刀就刮，因为用力过猛，他差点一脚落空摔下来，关键时刻老政委为他扶稳木梯，鼻梁上的眼睛替他摔得粉碎，他自己则保住了一条命。
从木梯上下来，孙德富第一次见老政委时他完全没没认出来老政委，还一个劲地感谢那个那个戴着雷锋帽，脸晒得黝黑的中年男人，老政委笑笑亮明自己的身份，给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并把自己戴着的眼镜送给他，临走前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孩子，破旧没错，但没有旧，也就没有新了，革命的热情要有，革命的头脑也要有。
」赤党九大后，「革命」的浪潮更盛，有天上午，生产队召开了全体工人干部家属大会，责令人人回到房间，将自己桌上和箱子里所藏的书籍一起搬放到会议室的大桌上一一进行检查。
除猫主席着作和部分革命书籍，其它的书籍统统堆放在一起焚之一炬。
孙德富不舍得交出从家中带来的古典名着《三国演义》与《红楼梦》而被赤卫兵翻箱倒柜仔细搜查一番。
甚至连平时与母亲的通信信件也翻出一一过目，看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孙德富终究还是让那些「革命小将」们失望了，《三国演义》与《红楼梦》没找到，信里全是猫主席语录，赤卫兵气急败坏地揪他出来站在烈日下进行批斗，他该「认罪」就「认罪」，这些小将们拿他毫无办法，只好做罢。
这个主意可不是他这个当年才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想出来的，他的《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也没有藏在他的房间，让那些满心「革命」的赤卫兵们吃瘪的人正是老政委，那个告诉他要有革命头脑的中年男人。
自寺庙相识，孙德富和老政委很快就成了忘年交。
每当夜深人静，老政委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