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啊，”他主动地迎了上来，显得异常热
，“您怎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妈妈没有坐。她只是站在那张堆满了作业本和空茶杯的办公桌前，静静地看着他。
“王老师，”她开
了，声音，依旧是那种不带任何感的平静，“我听我们家何晨的班主任说，今天下午，您在课堂上，跟他，起了点小误会？”
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暑假在乡下舅舅家时，看到的那只老母
。
舅舅家院子里，养了一群。有一只芦花的老母刚孵出来一窝毛茸茸的小仔。平
里，那只老母
总是耷拉着脑袋，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刨着食，看起来温顺又迟钝。可有一次，邻居家那条大黄狗不知怎么地跑进了院子里，想去叼一只落在最后面的小。
就在那一瞬间，那只平里看起来老态龙钟的芦花母，突然就变了。
它全身的羽毛，都像钢针一样根根倒立了起来。发布页Ltxsdz…℃〇M它弓着背，压低了脖子，喉咙里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的“咕咕”声，那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警告。然后，它像一支出膛的、小小的炮弹，想都没想就朝着那条比它高大好几倍的大黄狗猛地冲了过去，用它那并不锋利的喙狠狠地啄向了大黄狗的眼睛。
王老师一听“误会”这两个字，脸上的表明显地松弛了下来。他大概觉得，眼前这个
，跟那些他见过的、只会哭哭啼啼或者大吵大闹的农村
不一样。她是个讲道理的。
“哎，您看这事儿闹的，”他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又无奈的腔调，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那个版本的“事实”，“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吗？现在的学生，太调皮了，上课不认真听讲，还公然嘲笑老师。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对他进行一下批评教育，也是应该的嘛！可能……可能就是方式上，稍微严厉了一点点。您也是国家
部，您肯定能理解，我们做老师的，也不容易……”
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妈妈没有打断他。她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最有耐心的听众。她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礼貌
的、表示“理解”的微笑。
等到王老师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办公室里，陷
了一阵短暂的、有些尴尬的沉默。
然后，妈妈才缓缓地，从她那件米色风衣的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把那张名片，轻轻地，放在了王老师那张堆满了作业本的、凌
的办公桌上。
“王老师，”她说，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稳，那么的客气，“这是我们县教育局，事科张科长的名片。我跟张科长，还算熟悉。他前几天还跟我提起，说今年，市里正好有一个‘优秀青年教师’的评选名额，很难得。他说，王老师你很年轻，业务能力也很强，是重点的考虑对象。”
王老师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上。他脸上的血色，以一种
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褪了下去。他那张原本还在滔滔不绝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里，那盏昏黄的台灯，灯光下有细
小的灰尘，在飞舞。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依旧在发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声响。
妈妈看着他，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小心掉进了陷阱里的、可怜的动物。她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她只是转过身，牵起我那只冰冷的手，用一种平静到近乎于冷漠的语气，说：“何晨，我们回家。”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外面那场夹杂着冰晶的冬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西边的天空，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尚未被夜色完全吞没的、像死鱼肚皮一样的、灰白色的光。
妈妈拉着我，走在那条熟悉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她的手依旧很用力地攥着我的手。
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
我只是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
从学校回家的那条路，我跟着妈妈，走了很久。她的高跟鞋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孤独又固执的声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钟，在丈量着这条漫长而又寂静的路。她没有再牵我的手，只是一个，在我前面，走得不紧不慢。我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她像一只刚刚打赢了一场恶战，却也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母兽。
回到家，屋子里有一
冰冷的味道。妈妈脱下那件米色的风衣，随手搭在椅背上。她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从袋里，拿出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着名片光滑的、带着棱角的边缘。她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更
的、我看不懂的疲惫，像是在掂量着一件不属于自己，却又不得不暂时保管的、滚烫的东西。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那张名片的力量来自哪里，但我隐约觉得，那和我抄了李凯的数学作业，就必须在下一次语文考试时，把我的答案给他看，是差不多的道理。只不过，妈妈欠下的这份，比我欠下的一篇作文，要重得多，重得让她那双总是很稳的手，都显得有些拿不住。
我又想起了妈妈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家，欠不起。”
看着此刻摩挲着那张白色名片的妈妈，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自己似乎正在应验着她对舅舅说过的这句话。
那次误会之后，我们家的空气变得
很奇怪。妈妈对我，有了一种近乎于神经质的关注。她不再只是关心我的成绩，而是开始关心一些更细微、更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事。她会每天仔仔细死地检查我校服的袖和裤脚，如果发现一点点的泥点，她就会立刻换下来，用刷子蘸着洗衣
，一遍又一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是在清除某种看不见的、会传染的病毒。
我能感觉到，那天在学校发生的事，像一根小小的、看不见的刺，扎进了她的心里。回到家后，她没有再多问我一句关于王老师的事，也没有再提那张白色的名片。但她越是这样沉默，我就越觉得，那件事在她心里并没有过去。
我当时只是觉得，妈妈可能就是生气我上课不认真听讲给她丢了。我甚至因为王老师后来在课堂上再也不点我名、再也不多看我一眼而感到一丝庆幸和轻松。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妈妈那天晚上，在那间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她看到的，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脾气
躁的年轻老师，而是一个微缩的、她无力改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手握着最微不足道权力的普通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仅仅因为“心不好”，就对她的儿子施加公开的羞辱。而她却必须依靠另一张不属于她的、更高级的权力名片才能换来儿子最基本的、不被欺负的权利。
她更害怕的，或许是这种胜利的代价。她用一种自己最鄙视的方式，饮鸩止渴般地解决了一个小麻烦，却也让她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那条看不见的、牵在她身上的线。她大概是在那一刻，彻底地明白了，想让我逃离这个充满了“王老师”们的、随时可能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