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
虽然真正到达了东方的欧洲人,都知道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东方世界的富饶依然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尤其是与大员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国。从这片土地上流出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工艺品,以及正在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时尚的茶叶,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动。如果有谁能够独自垄断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相信就是上帝也会嫉妒他的财富吧
然而,与欧洲人对东方货品的极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资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明帝国,却对西方世界的商品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虽然也开辟了几个贸易口岸,但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不想惹麻烦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获利。即使在这些贸易口岸,明帝国的官府也依然拒绝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所有货物都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平白无故少了一层利润不说,货品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影响,数量还经常凑不够。
对于荷兰人来说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种通过中间商转手的对华贸易,他们也插不进手——被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独占了。而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在东方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荷兰自从兴起之后,就将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抢了个精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说不定连澳门都要丢了。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润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进货渠道。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塞。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道。）
如此坚持到了63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摩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水：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户的荷兰商人身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抽回来。如此一进一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巨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巴达维亚总部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坚持兴建热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跳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肉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处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性质：经营得好,利润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种地垦荒,不仅收益速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进流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口,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高兴一点的消息,就是南边高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头目张伟,被另一个强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强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强大的郑芝龙首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
既无法征服岛上的土著,也不能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年复一年地倒贴巨款维持着大员港的要塞、官吏和军队,又还有什么用呢？纯粹充当对日本贸易的中继站？这也太浪费了
但是,就在普特曼斯总督已经对大员港的前途命运彻底绝望,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尽量体面地关闭大员港商站,被公司开除回家之后又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发生了。
——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成功地跟澳洲人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从澳洲人控制下的临高、香港等地获得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更妙的是还可以使用各种货物,而不是稀缺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虽然不知道这些“澳洲人”是如何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做到了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都没能实现的事情,但到手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不是假的,所以巴达维亚方面对此次突破感到十分满意。
而对于困在大员港这个穷乡僻壤里苦熬的普特曼斯总督来说,就更是喜从天降了：
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海南岛临高的“澳洲人”元老院签订了贸易协定之后,大员港立刻摆脱了过去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从被人遗忘的偏僻角落,变成了双方之间的重要贸易口岸。
此前,四处碰壁的普特曼斯总督,原本已经对打开对华贸易的局面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商人过于狡猾,一贯背信弃义,不用武力为贸易保驾护航的话,公司的业务就很难取得像样的突破。偏偏不幸的是,中国沿海的局面在这些年是如此的纷乱,而公司在东亚地区可供支配的武力又太过于微弱。
然而,在巴达维亚总公司和澳洲人签署贸易协定之后,大员港的局面几乎是立刻就为之一变,澳洲人的船只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员港,运来了无数荷兰人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国货物－－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大量越来越畅销的“澳洲货”。而且自从高雄开埠之后,澳洲人的供货周期还在不断缩减－－普特曼斯总督很快就发现,澳洲人在高雄建立了巨大的中转仓库,积存了大量商品用以对荷兰人和日本人出售。
与大员港荷兰商馆以前的主要供货商——总是朝令夕改,喜欢不断提条件的郑芝龙和其它海盗集团相比,这些澳洲人的“契约精神”显然十分到位,在履行合同方面一向都是分毫不差。当然,他们在要求别人履行合同的时候,也一贯是那么的严格甚至严苛。
幸好,这也正是荷兰人的强项：如果连起码的契约精神都没有,荷兰人怎么可能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