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丛书》的实际负责
之一），不至扰
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
作家。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
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
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
，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
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
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沧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玲，而张玲本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玲不便浅言
，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
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张玲才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
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
，此后张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
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那时张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之一，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的导演，张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两次被
兵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
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
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礼拜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侣散步的好地方。本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这事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本宪兵队逮捕，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切的共鸣，因为我个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
坏中，还有更大的坏要来。”（《传》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张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