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张
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结婚后的生活亦如从前般
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
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玲的想象力。在两相处言谈的
子里，张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
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玲细说，张玲又道：“有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
，有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谈到张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家新蒸的雪白馒
上，上面点有胭脂。”
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将至，便对张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本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
，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
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以闲适度。张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子范秀美前去探望玲。张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
。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别，我将只是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玲。但从此两便有了
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本，在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本与大汉胡世宝的遗孀余珍结婚。
张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
世。
正如张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世佳般虽透着迹般的传
，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们对张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感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
泉般文思畅涌。“内外
困的综合症，感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的残缺的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物的传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故事，但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生在张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玲与胡兰成的婚姻
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玲，又写了《不了》、《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物，出于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玲做编剧，但因张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玲，张玲已远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