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
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
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
良机。
皇帝说：“坐下。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
(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
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
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
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
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
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
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
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
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
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
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
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
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
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
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
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
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
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
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
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
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
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
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