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里的偶然定位，常常成为
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
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内造外保”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可能盼望电力涨价，供职于铁路行业的可能对高电价愤愤不已，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
指挥脑袋，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民族、
别等其他领域，然而作为或然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当法国学者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在很多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客观、普适的怀疑，复活了们对利益的敏锐嗅觉。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出各种学术和知识的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很多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不愿热衷的东西（如流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进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子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做出的一次临时抛掷？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抛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热而
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的救世诗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
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在无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
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他知道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理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
”需要侍候，当“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物刚刚“道”过，“启蒙”过，“存在主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
之
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一类大标签，在群中进行分门别类。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
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士发起“两千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上书中签名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军队侵，当局清查和迫害这些自由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
向们的目光和食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这位主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一种耻辱。但这位主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在这样的指下签名——何况这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出以指相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无法进历史，却无法被昆德拉忘记。作为一位读者，我同样无法忘记的问题是：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和虚荣的商有太大的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的前卫和矫的复古有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而生，由而行，因此可能被的弱点所侵蚀。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也不会不经常在盟友那里感受到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营那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括在某一个表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的可能。
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我不再有划线站队的兴趣。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主张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文”，但总觉得“文”如果成为号，如果带来某种串通纠合和党同伐异，那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齐步走，的复杂就会成为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危险的历史谎言。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典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指越是穷越少挣钱的机会，越是富就越有生财的空间，两方面都呈极化发展。其实，这种极化或者极端化现象并不限于经济活动。一个说话风趣的，总是得到更多喝彩鼓励，得到更多大家出让的说话机会，于是一张嘴越说越顺溜，越顺溜就越可能风趣。一个左派士，总会有很多同道者为伍，形成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左派观点所需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资源也就源源不断。一旦这个网络出现了对外屏蔽，局中不左得登峰造极，倒会成为反常结果。
极端化的逆过程是匀质化——这种现象其实也不少见。一个高明的创意产生了，一定会有很多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共同平庸。一个若表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
力带来力的报复，
谋带来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牙还牙的结果，常常是冲突双方的手段和风格越来越趋同，即便其中一方曾经代表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