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就是社会变革浪潮中蠢蠢欲动的一条鱼，自然就不会‘安分守己’，再加上外来资本的进入，国营企业在经营上已经隐约的收到了影响，效益自然是一年不如一年。虽然距九十年代的集体大爆发——下岗潮，还有些年月，但早期的各种问题都渐渐的提前展现暴露，初现端倪。
厂内领导的不作为，贪污腐败等问题，让父亲这个捧着铁饭碗的棉纺织厂工人，看不到光明的未来。索性，他干了没多久，就瞒着家里人主动辞掉了这个这个令人羡慕的工作，然后和几个朋友合伙做起了生意。据父亲自己说那时候他做过很多，什么开录像厅，摆地摊，开餐馆，倒卖电器电子产品啥的都干过。
有些东西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只要能赚钱，遍地开花。他甚至有了南下下海的想法，只不过被得知了父亲从厂里离职消息后，正在气头上的爷爷奶奶，及时制止。当时闹得挺凶，爷爷抽出皮带，奶奶抹着眼泪，费了好大力气才将父亲这匹即将脱缰的马拉了回来。
不过，虽然没有如愿同朋友一块南下下海经商，但还是凭借灵活的头脑和不俗的见识，在深不见底又充满机遇的商海中捞了几桶金。在那个商业、个体户、资本盲目野蛮生长的年代，发财不需要多么有文化，小学毕业和大字不识的暴发户老板比比皆是，一时间，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
人民群众的目光开始向钱看齐。原本的投机倒把成了为人所称道的正经商业手段，资本主义、资本家和走资派等类似的词也不再出现，被人们有意识的淡忘。
曾经在朝鲜半岛抗击过美帝的爷爷，和一辈子紧跟组织的奶奶，在社会的巨大变迁面前表示困惑不解。‘阶级斗争’这个环绕在他们身边大半辈子的词语，被彻底的落伍淘汰。在这来不及藏躲的浪潮面前，父亲生意上的成功和周遭的人和事的变化，让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实面前，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前进。
经过短短几年的奋斗，父亲在弱冠之年便有了数万身家。他蓝西装，红领带，黑皮鞋，大手表，腰里别着BP机——这就是那时成功人士的标准配备。虽然没有实现大富大贵，但也是略有薄资，绝对挤得进当时的中产阶层。再加上其不俗的外貌条件，绝不缺年轻女孩儿的追捧。
而其在与母亲结婚前也谈过几场恋爱，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迈出最后一步。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爷爷奶奶的反对。在他们的思想里，父亲另一半的最佳选择不但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而且最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而工作上最好是要稳定且‘适合’女子。那些东窜西跑，雨里来风里去，整日抛头露面做生意，跑买卖活计的女人，绝对不要。这种暗含着传统老思想观念的择偶观，使得父亲的恋爱连连告吹。直到，母亲的出现。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经人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他对这个外貌出众，学历又高，还是人民教师的女青年一眼相中，并立马展开了攻势。而母亲的表现则淡然许多，她条件好，眼光高，对这个没有文凭，油嘴滑舌，徒有其貌的人自然不以为意。评价其是嘴上夸夸其谈，内里没有内涵。
还有就是那时的她，还未从一场失意的恋情中彻底走出，怎会有再谈情说爱的闲情逸致。父亲看到母亲的态度却没就此放弃，便以金钱开路，结交母亲身边的朋友同事，同时转变火力，请爷爷奶奶找媒婆上门提亲，誓要将这朵‘冷梅花’摘到手。
爷爷奶奶一看母亲这条件，这好啊，简直是理想中的儿媳妇人选，就又托人又费力的找上姥姥说媒。姥姥一看，小伙儿浓眉大眼，年轻有为，家里条件也不差，这样的不找还想找啥样的？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说这事强求不得，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人品。
无奈姥姥这次是真的铁了心，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就差没指着鼻子说，这就是钦点女婿。而周遭被父亲‘收买’的朋友同事，也在母亲耳边撺掇着，说着父亲的各种好话。眼看众意难违，母亲只能试着和父亲处了段时间，慢慢的，也就得过且过了。
九四年我出生，学校给分了套七十多平的三居室。相较于一般教师四十多平的两居室而言，母亲分的这套住房条件，显然已达到了中层领导的级别。究其原因，还是学校想要留住母亲这个高材生。在多
数还是大专学历的教师队伍中，母亲这个重点师范出来的本科生就显得极其可贵。
当时我们住的地方还没有撤县设区，没有现在的华林市平新区，只有平新县。爷爷奶奶作为国营厂里的职工自然有一套厂里分配的福利房。刚开始住在爷爷奶奶那里的父母，在学校房子分下来后就搬了过去。新房离学校近，离爷奶家也不远，交通方便，环境也不错，算是彻底安顿了下来。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个小县城里度过的。母亲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平时多数时间都在爷奶家吃饭，爷奶也心甘情愿的照顾他们的大孙子。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奶和父母每天接送。
不得不说父亲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有些小聪明的，在一些事情上，确实有着过人的灵敏嗅觉。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两次牛市中，他看准时机，持股入市，在金融资本的市场里狠狠的赚了一把。父亲闲时回忆起那时的出手，直道当时还是太谨慎保守了，要是投入再大胆一点……
那次在股市里的意外收获，所赚的钱，被母亲用来买了套一百多平的商品房。这套位于华林市里的房子，是母亲为我长大后的所需做的提前准备。而并没想到这次的决定，在以后飞涨的房价前，是多么的英明。那时，非北上广的普通城市，房价最高不过才几百每平。
1998年，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文件。至此，到2000年前后，再也没有分配福利房这一说，房价正真开始了坐飞机般的猛涨。而此段时间，全国最大规模的下岗潮开始爆发。一时间，潮流混动，情势云诡波谲，失业的乌云如将倾的大厦般覆盖在大地之上，砸在每一个人心里。
就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所唱的那般，现实的大碗中盛满了残酷的水——“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
在这巨变的浪潮下，位处偏城小县的我们，也被这巨浪的余波所波及。教师改革，学校重组，母亲正式成为四中高中部教师。工厂大量倒闭，大量的产品低价涌入市场被贱卖，再加上大量下岗人员再就业的竞争。使父亲这样的个体户经营受到冲击，渐渐的失去竞争力，变得举步维艰。
2003年，父亲考虑再三，决定不再自体经营，只身投入正如火如荼的出租车行业，当起了出租车司机。母亲予以支持，并拿出家里的钱为其购置了一辆桑塔纳2000，父亲倒是没想到母亲这次的态度，原以为整个富康、捷达啥的就行了。
彼时的我只有九岁，刚上小学三年级，只知道家里有了四轮小汽车，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骄傲的事儿，就如同看到舟五号升空那样。由于2000年初，私家车的数量不多，出行方式单一，所以跑出租还是个不错的营生。其中不乏夫妻俩靠着跑出租‘发了家’。
在这之后，印象中的父亲就常常与车为伴，每日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印象里接送我上下学的除了爷爷奶奶就是母亲了，开家长会通常也是母亲前去。父亲说他不擅长这个，而母亲本身就是老师，物尽其用，所以就不去‘凑啥热闹’了。母亲倒是没啥怨言，这种事儿她总是亲力亲为，相反，她还担心父亲去开，抓不住老师讲的重点。
不知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