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对朋友的忠诚，他一直
在替贝勒西掩盖着他这种失常行为的真正理由：不断大量地吸食可卡因，没有它，
贝勒西的注意力就没法集中，精力就没法旺盛。夜里，贝勒西还要同演员和剧组中
的一些瘾君子聚在一起。有个人数了一下，他们中共有26个常用毒品的人。有一次
扮演西塔尔斯基的演员特里特·威廉姆斯暗着贝勒西从酒吧到俱乐部去找“货”，
他惊恐地看着贝勒西一下子吸了500美元的可卡因，然后抱着吉它直到天亮。这种行
为很快显出了结果。12月4日，贝勒西上班来晚了，这在斯皮尔伯格这种以光一般的
速度工作，对每一分每一秒都斤斤计较的人眼里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第二天，
叫他的电话打过一小时后，他仍未到场，又过了30分钟后，模特兼演员的劳伦·哈
顿开车来到现场，把一个烂醉如泥的贝勒西送来了，他几乎是从她的车里摔出来的。
在拍摄《1941年》的新工作人员中，有个人叫凯瑟琳·肯尼迪，她31岁，是圣
地亚哥电视台的制片人，为了向电影进军，她接受了安排特技拍摄程序的工作。她
感到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像是个耗子窝。“我到了那儿，发现他在餐巾纸、信封背
面和所有在房间内能找到的碎纸上写他的构思，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才把它
们整理出来。”由于肯尼迪杰出的组织能力和绝对的忠诚，她很快被授予独立工作
的权力，并很快被提为米留斯的助手。
肯尼迪陪着愤怒的斯皮尔伯格来到贝勒西住的汽车房中，发现哈顿试图努力将
那天的台词硬灌进他醉熏熏的大脑中。见到斯皮尔伯格的怒容，哈顿赶快溜走了，
于是斯皮尔伯格便冲着贝勒西发起火来。贝勒西一直都在按一个演员、一个著名演
员的标准领取报酬，然而他却根本不好好干。斯皮尔伯格派了一个副制片詹尼特·
黑利紧紧跟着他，每时每刻都和他呆在一起，以确保他能准时到达现场，并知道自
己的台词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拍片子时，总是使自己越来越投入，他的本能常常警告他不要一直
这样下去，他告诉自己说：“拍任何一部片予时，你如果感觉很开心，那一定是什
么地方出了错。”为了找出自己可能出的错，他总要对一个场面拍上几遍，希望达
到更好的效果。贝勒西驾驶着P一40型飞机冲着好莱坞的森林大道向下俯冲、撞击的
镜头反复拍了3次，每次损耗100万美元。拍摄阜氏转轮滚下码头落进太平洋这一精
心设计的镜头时，他也重复了多次。有一位很诙谐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T恤衫上印了
一句斯皮尔伯格无意中的一个承诺：“如果超过1000万美元我就放弃这个片子。”
每过一个星期，T恤衫上的数字就换一次，换一个更大的数字。剧组的人们公开穿着
这些T恤衫，这对斯皮尔伯格的幽默感是一种考验。他从未对这事抱怨过。
左增加一内容，右增加一内容，这个片子越来越难拍。斯皮尔伯格吸取《
动物屋》成功的经验，这部片子中的那些食物大战和玩笑场面都是以喜剧内容为基
础而与那些器材无关。《1941年》这部影片缺少一种依托，人物角色应该永远与故
事情节联在一起，围绕着故事发展，像希区科克的《麦克古芬》，动作在影片中是
微不足道的。斯皮尔伯格在预感自己肯定是发了一枚哑炮的心情下结束了拍摄。在
拍摄即将结束时的聚会上，到会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条纪念授带，杰弗·沃尔克说：
“授带上写的是：‘我终于从《1941年》活了过来。’”他后来收集了这些授带和
与《1941年》一片有关的棒球帽，并在不同的市场销售它们。12月9日，斯皮尔伯格
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将要花上后半生的时间去摆脱它。”这个聪明人
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