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县教育局团委。
她的手指，就在教育局那三个字上，不轻不重地，点了两下。
那动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像两声沉闷的钟声，敲在了曾文静的心里。 然后，妈妈才站起身，把那台半旧的步步高复读机，重新收回了柜子里。她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磁带，一边用一种极其平淡的、仿佛只是在叮嘱一件
常小事的语气，对还愣在那里的曾文静说：
“你的发音很好。比我们局里所有搞外贸业务的
都标准。”
“回去吧。好好准备比赛。”
我坐在不远处的书桌旁，假装写著作业。我听着妈妈用她那被生活磨砺得沙哑的嗓音，向我心中那个最纯洁的
孩，传授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第一堂关于规则之外的、冰冷的启蒙课。我手里的铅笔，在练习本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黑色的、丑陋的
子，像一道无法修复的、撕裂的伤痕。
(20)
初夏的雨，不像春天那么温柔，也不像盛夏那么
烈。它总是来得不声不响，细得像牛毛，密得像一张网，能把整个县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
湿的、怎么也晾不
的愁绪里。
我们家属院后面那条常年涸的护城河，因为上游水库的整修，莫名其妙地蓄上了水。河水是浑浊的、黄绿色的，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和不知从哪儿冲下来的、腐烂的树叶。河水一来，那些不知在泥里蛰伏了多久的蛤蟆，就都活了过来。每天晚上，从河边都会传来震耳欲聋的、一片“呱呱”的蛤蟆叫声。那声音，充满了原始的、躁动的生命力，像一锅烧开了的水，搅得整个家属院的都睡不好觉。
妈妈还在绣着那幅永远也绣不完的星空。只是速度越来越慢了。我发现，她开始频繁地感到疲倦，常常绣着绣着，针还捏在手里，就已经靠在椅子上，沉沉地睡着了。她解释说是春天到了，犯春困。
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妈妈的行为出现了两个巨大的、让我感到不安的反常。
她第一次主动地，翻出了那个落满了灰
尘的、用来装换季衣物的旧皮箱。她把那些早已穿不下的、带着一
淡淡
渍味的婴儿服，洗得发白的、
上还带着两个
的开裆裤，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在灯下，仔仔细细地看，又仔仔细细地叠好，像是在清点着一些早已被遗忘的、珍贵的遗物。
然后，她又拿出了那件她织了快一年的、
灰色的毛衣。那件毛衣，因为我的个子长得太快，已经有些短了，袖紧紧地箍在我的手腕上，像一副柔软的镣铐。她却找来一把小剪刀，把已经织好的袖和下摆，小心翼翼地全部拆掉。那些原本排列整齐的、紧密的毛线圈，在她手里变成了一蓬蓬混
的、卷曲的、像方便面一样的曲线。
然后，她接上新的毛线，开始重新往下织。
我看着她那个专注的、微微弓起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恐慌。我觉得，她不像是在织毛衣，更像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飞速流逝的时间赛跑。
“妈，”我终于忍不住，放下了手里的笔，“这毛衣都旧了，还织它嘛？”
她没有抬
，只是手上的动作，慢了一点。她说：“旧是旧了点，但毛线是好毛线，暖和。你这孩子，长得太快，
像雨后的笋一样。今年织的，明年就穿不上了。”
她顿了顿，抬起，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切的、仿佛要穿透我看到很多年以后的温柔和忧虑。
她说：“妈妈……可能要出趟远门。要去省里，学习。要去很久，可能……要一年。”
她继续说：
“我怕我走了，没给你织新毛衣。先把这件加长一点，你今年冬天，就还能再将就着穿一年。等明年……明年妈妈回来了，再给你织件新的、更大的。” 那个下午，妈妈对我说，工会的汪阿姨，要带我们去一个叔叔家认认门。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通知我晚饭吃什么一样，不带商量的余地。
我心里咯噔一下。“汪阿姨”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密码，它总是在我们家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出现。我放下笔，心里充满了那种熟悉的、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无力的抗拒感。我不知道要去见谁，要去认什么门，我只知道，这又是一场我无法拒绝的、被安排好的戏。
汪主席果然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她今天穿了一件很鲜艳的、带着大花朵的连衣裙，脸上堆满了那种职业化的、不容置疑的热
。
我们跟着她，穿过几条陌生的、散发著一煤烟和湿味道的小巷，来到
了一个和我们家属院很像，但更
旧、更拥挤的筒子楼前。楼道里很暗，墙壁上，用
笔画着各种歪歪扭扭的跳房子的格子。空气里，有一淡淡的、属于劣质香烟的烟
味，和一炒菜时辣椒被呛到的味道。我跟在妈妈身后，闻着她身上那熟悉的、净的玫瑰香皂味，我觉得，她和这个地方格格不
。
一个穿着崭新的、甚至连折痕都还没消掉的蓝色工装的男，早已像迎接贵客一样，等在了门。他看起来很局促，两只粗糙的大手，不停地在裤子上擦着。他身后，还躲着一个小孩。
汪主席热地指着那个男说：“程蕾，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师傅。老陈，这就是我们局里的大才程蕾，和她儿子晨晨。”
那个被称作“老陈”的男，对着我妈妈，憨厚地、近乎于讨好地笑了笑。而他身后那个小孩，梳着两条小辫子，也从门后探出半个脑袋。她的眼睛又大又黑，像两颗湿的、黑色的玻璃弹珠。她没有看我，而是用一种我看不懂的、充满了审视和警惕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妈妈那双穿着半高跟皮鞋的、净的脚。
汪主席像一个熟练的导演，掌控着全场的节奏。她先是热地介绍着双方，然后便和妈妈、老陈，开始拉着一些关于旧事的、温的家常。
我被安排着，和那个叫默默的小孩，一起坐在里屋那张小小的、桌面被刻得坑坑洼洼的书桌旁，“一起写作业”。
里屋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拉线开关的、昏黄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空气里，有一橡皮屑、铅笔末和一种小孩发上特有的、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拿出作业本。她只是坐在我对面，两只手托着下
，用她那双又大又黑的、不带任何表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奇。那是一种更复杂的、类似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木匠，在审视一块即将被用来雕刻的、陌生的木的目光。她在看我的纹理，在掂量我的质地，在判断我身上，有哪些看不见的、柔软的或者坚硬的地方。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只能低下，假装很认真地在整理我那个从书包里拿出来的、铁皮的文具盒。
过了一会儿，她像是终于完成了她的审视。她站起身，绕过小小的书桌，走到了我的身后。我能感觉到，她那小小的、瘦弱的身体，就站在离我不到一臂的地方。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上，残留的、阳光的味道。
她伸出一根细细的、有些冰凉的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我摊开在桌上的、那本作文簿的封面。
“这是你的？”她问，声音很清脆，也很好听，但那调子里，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铺直叙的冷静。
我“嗯”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