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凤舞地，写着什么。
就在他准备写完结论的时候，妈妈突然
嘴了。
“医生，”她往前凑了一步，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那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要是平时，闻到点油烟味，就想吐，或者早上起来，总是没
神，打瞌睡……这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啊？”
老医生抬起
，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我妈妈一眼。
“你说的这些
况，他有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
老医生又转回，看着我妈妈，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过度焦虑的病
。“我说这位家长，孩子身体
好着呢。你们当家长的，别一天到晚，自己吓唬自己。没病，都能被你们给想出病来。”
妈妈被他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整个体检过程，最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是在排队等候的时候。
从内科诊室出来，要去外科，中间，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光线有些昏暗的走廊。走廊的尽，就是医院的
产科。
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那扇总是紧闭着的、
白色的木门前，突然就停下了脚步。
她没有进去，也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门
，透过门上那块小小的、磨砂的玻璃窗，看着里面那些模糊的、穿着白色护士服的、来来回回走动的影。我能听到，从门里偶尔会传来一阵婴儿响亮的、中气十足的哭声。
她看着那块写着产科的、蓝底白字的牌子，一看，就是很久。她的眼神很奇怪，那里面没有了刚才在诊室里那种紧张和焦虑，而是一种更
的、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混杂了羡慕、恐惧和一种说不清的、巨大的绪。
“妈，你看什么呢？”我忍不住，扯了扯她的衣角。
她像一个被从梦中惊醒的，猛地回过神来，身体都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 她转过，看着我，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什么，”她说，声音，有些沙哑，“就是觉得……当妈妈的，都不容易。”
体检的所有项目终于都结束了。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
妈妈拿着那张盖着红色的合格印章的、薄薄的体检单，像拿着一张救命的符咒。我能感觉到，她那只一直紧紧攥
着我胳膊的、冰冷的手，在走出医院大门，重新看到外面那片灰蒙蒙的天空时，才终于有了一点点，属于活的温度。
回家的路上，我们没有直接回家。妈妈拉着我，拐进了菜市场旁边那条总是湿漉漉的、散发著一
家禽粪便和鱼腥味的小巷。巷子的尽，有一家很小的、连招牌都没有的铺子，门挂着一块写着“土特产”的木牌。铺子里很暗，只有一个姓黄的、瘦得像根竹竿一样的老，正戴着老花镜用一杆小小的、铜制的杆秤，给一包黑乎乎的
药称重。
妈妈走进去，跟那个黄老小声地说了几句什么。
黄老抬起，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我一眼，然后，从柜台底下，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用牛皮纸包着的长方形纸包，递给我妈妈。
“一天两次，用开水冲了喝。”他沙哑着嗓子说，“小孩子家，身子虚，补补是应该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闻到，从那个牛皮纸包里，散发出一很浓的、带着一丝甜味的、类似于当归和红枣混合在一起的药材味。
那天晚上，妈妈真的用开水，给我冲了一碗那种黄褐色的、看起来很粘稠的药汤。那药汤，闻起来很香，喝到嘴里，却带着一挥之不去的、淡淡的苦涩。 “这是什么？”我捏着鼻子，皱着眉问。
“好东西，”妈妈坐在我对面，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执拗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专注，“黄爷爷说了，这是大补汤，男孩子喝了，长得快，身体壮。”
她盯着我，一勺一勺地，看着我把那碗又甜又苦的、奇怪的药汤，全部喝了下去。
从那天起，每天晚饭后，喝一碗那种“十全大补汤”，就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功课。
我并不喜欢那个味道，甚至有些讨厌。可我不敢不喝。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当我喝下那碗药汤的时候，妈妈那张总是紧绷着的、苍白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丝的、近乎于虚脱般的、如释重负的表
。
她好像觉得，只要我把那些能补身体的东西都喝进了肚子里，那些隐藏在她自己身体内部的、看不见的亏空和虚
弱，就能被一并地，填补起来一样。
(19)
我喝了快一个星期的十全大补汤，那又甜又苦的、混杂了当归和不知名药根茎的味道，就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漆，牢牢地附着在了我的舌根上。以至于我在学校里，闻到
同学文具盒里飘出的、那种廉价的茉莉花香味的橡皮筋的味道时，都会忍不住
呕一下。
妈妈似乎对我这种反应很满意。她好像觉得，只有这种具体的、能被感官捕捉到的苦，才能证明那些补药正在我的身体里，发挥著作用，才能让她自己心里，那些看不见的亏空和虚弱得到一点点虚假的填补。
而曾文静，则像一株生长在我们这个充满了药味和机油味的、沉闷世界之外的、不知名的植物。她身上，永远都带着一净的、混杂了阳光、墨水和她那件总是洗得发白的校服上，残留的肥皂泡的味道。
那个春天，她迷上了英语。
那不是我们课本上那种，“h r yu? n, hn yu, n yu?”式的、
的英语。她迷上的，是一种更遥远的、只存在于网络和磁带里的、带着音乐般韵律的英语。
我发现，她最近有了一个宝贝——一台小小的、半旧的随身听。那是她父亲从乡下中学淘来的、不知哪个老师用过的旧货，塑料的外壳边角都已经被磨得发亮，连放电池的那个小卡扣都断了，需要用一小截透明胶带，歪歪扭扭地粘着。她却非常珍惜，甚至用她妈妈织毛衣剩下的、淡黄色的毛线，给它打了一个小小的、刚好能套进去的保护套。
省里要举办一场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我们县只有一个推荐名额。这个消息，像一颗小石子，在我们年级那潭死水里，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但很快就平息了。对我们大多数来说，省城是一个和北京一样遥远的概念，远不如讨论昨天晚上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又闯了什么祸来得实在。
可这颗石子，却在曾文静的心里，砸出了一个很、很的坑。
她的目标，就是拿下这个名额。但她的动机，和那些想通过比赛获得加分、拿到奖状的同学，似乎完全不同。
有一次，在自习课上，我看到她正戴着耳机，手里拿着一本
旧的英汉词典，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过去，小声地问她：“你这么拼命，就是为了去省里拿个
奖啊？”
她抬起，把其中一只耳机递给我。那耳机的海绵套，已经有些发黄、损了。我戴上，听到了一段极其清晰、纯正的、我从未听过的声在朗读着什么。那声音，圆润、饱满，每一个单词的起承转合，都像音乐一样优美。它和我们英语老师那生硬的、带着浓重本地音的、把“hr”读成“树”的发音，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你听，”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一种近乎于信仰的、倔强的光，“这才是英语本来的样子。我觉得
